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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汉字的发明者，感谢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，让我能从前辈们的口口相传和文字记载中了解、感受、理解我的高祖父—马锡五。

马锡五，别名马文章，自幼逃荒来到了保安，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。那是一个剧烈振荡与快速变化的年代。那个年代的中国在列强的砲火中遭受着被撕裂的苦痛，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商业入侵，让传统的政治、经济生活面临着动摇与变更。皇帝逊位了，国家共和了。民主、平等、自由的初衷却被暴力割据、军阀混战裹挟着。普通百姓除了一如既往的苦难，平添了太多的硝烟与战火，弥漫在国民的日子里。有人说我高祖父是个赌棍；也有人说我高祖父是哥老会的土匪；更多的人知道我高祖父是一个老革命。做一个普通人、做一个平凡人，是他的本色，也是他一生的追求。

听我爷爷讲，高祖父1954年调到北京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，一家人也随之搬到了北京。组织上给安排了一套横穿两条街，带有两个院子的住所。房子虽然很大，但是他总觉得不方便、不实用，不便和法院的职工联系工作与沟通交流。在他再三要求和坚持下，在住所大院的侧边开了一个门，便于随时走出大院与法院职工谈工作。一些职工有事情、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敲门向他汇报、与他聊天。
当时，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。1959年春天，他组织全家开展生产自救，动员秘书、司机、炊事员、服务员、儿子一起“开荒种地”。从城外拉来的黄土是生土不肯长必须施肥。家里是抽水马桶，没法掏粪。他就带着儿子和服务员提着两大桶，走街串巷向老百姓要大粪，把要来的大粪埋在院子的黄土下，弄得满院子都是大粪味。他儿子秦宁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于是他呵斥道“没有大粪臭，哪来的大米香”。转眼秋天到了，他亲自打理院子里的蔬菜，这些蔬菜让他们享用了好长一段时间。除了自给自足外，还给时任院长董必武及其他领导、邻居送去。有关文件还曾表扬了我高祖父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，并号召领导干部向他学习。
高祖父参加革命后，老家就成了革命人的落脚点，提供吃住，解决困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随身居京城，位高权重，但他时刻牵挂着家乡，曾多次重返家乡，关系着家乡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，尽力为家乡建设尽绵薄之力。我们的老家芦草沟有两座窑院，最里面的窑院最为隐蔽。从1930年高祖父参加革命后，这里就成了队伍里人的落脚点。许多从白区到根据地、保安、延安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同志，经过这里都给无偿提供食宿和秘密护送，这里就成了“红色窑院”。林伯渠、习仲勋、刘景范等领导人都在这里住过并得到过帮助。
1961年8月，高祖父带着秘书、儿子和女儿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基层调查工作。他受谢觉哉院长委托到西北检查工作，特地回到陕北老苏区、回到志丹老家，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老家。我爷爷回忆说：他陪着我高祖父一路从西安回到家乡。一路上高祖父不时地问农村的形势，农民的吃住、穿用，问庄稼的长势、群众的情绪等。为了拉近与乡亲们的距离，他准备了草帽和锄头，在他与百姓了解民情时，就让当地老百姓带着他们到农田锄草，并告诉孩子们“你们就是这黄土高坡的娃，是黄河的水、陕北的小米把你们养大，你们要记住，不要忘记”。回到家乡，他不让干部作陪，独自到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，看望在战争时期给予很大帮助的乡亲们。
在我高祖父离开志丹时，把一路看到的、听到的情况，特别是亟待解决的群众困难给乡上、县上领导进行了汇报，并说了解决办法。他还特意把我爷爷、奶奶叫到双河公社住了一晚上，进行了谈话，安顿我爷爷要多劳动、多锻炼，不要向国家要钱，如果有困难，就给他写信。
1961年秋，在甘肃陇东地区调查时，高祖父终于病倒了，不停地咳嗽甚至吐血，不得不终止调查，回到北京住进了医院。这年春节，我爷爷拿着一袋小米，再次到北京见到了高祖父。虽然他在住院看病，但是每天还坚持练习写毛笔字。春节后不久，我爷爷回到了陕北，没想到这竟成为最后一面。1962年4月10日，高祖父因病救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六十四岁。
六十四年人生经历虽然短暂，但期间的高峰坡谷、上上下下，足以让他遍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、风风雨雨。如今高祖父已经作古，但是，他的“品质、智慧和作风，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”。他一身正气、品格高尚，他的人格魅力与为民初心值得我一生学习和谨记。
审核丨赵秀东
编辑丨王杨阳
供稿丨马娇娇
原标题：《我所了解的高祖父—马锡五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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